只有个人的艺术

罗歇－米歇尔·阿勒芒在他长近300页的著作《阿兰·罗伯－格里耶》中，提到了罗伯－格里耶先后对存在主义和新小说派的反击。1960年，在一次和马德莱娜·沙普萨尔的谈话中，萨特以他的声名所应有的冷峻与傲慢声称：《橡皮》的作者不是一位大作家，唯一的理由是他没有达到他在《文学是什么？》中提出的“方法问题”的“整体性”模式。3年后，罗伯－格里耶在和皮埃尔·菲松的谈话中作出了回应。他说，文学理论不应当是“一个预制的、用来浇注未来作品的模子”，“小说家为其每一部小说创造着它自己的形式”。

20年后，他又一次面对质疑，这一次来自他被奉为“教皇”的新小说派——他们指责他的自传性小说《重现的镜子》背离了“新小说”的理论价值。在抵制有着霸权色彩的作家组织的过程中，新小说派曾“积极地确立他们的理论价值”，并以新的文学体系代替了旧体系，从而使新体系被视为美学真理的唯一拥有者。他在1994年出版的《科特兰最后的日子》中写道：“事物总是处在不断运动的、不稳定的状态和探索之中，真正的理论精神总是为重新审议既有的成果而不安，它不停地向某种可能的未来开放。”

在另一本书《固执己见》中，我们看到，纳博科夫藐视萨特，赞赏罗伯－格里耶却从不把他和新小说派混为一谈。1970年，他在接受《小说论坛》的访问时说：“我不知道‘新小说’是什么。任何一本有独创精神的小说都是新小说，因为他不照搬前人的东西。”两年后，在和《瑞士广播》的记者交谈时，他还说，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创造的是他自己的世界。

我们发现，一直身处运动漩涡的罗伯－格里耶在20多年后出版的《科特兰最后的日子》中对新小说理论的反省，乃是对纳博科夫云端博弈的感悟和响应——在这本书中，他不无惶惑地阐明：“只有个人的艺术”。